首届“太阳神杯”甲A明星足球邀请赛正在广州火热上演,甲A老一代球迷们的集体出现,将羊城球迷带回了甲A年代。在广东职业足球鼎盛时期,广东宏远的“黎兵+马明宇”被球迷们亲切地称呼为“宏远兵马”。昨天,黎兵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。作为一个经历了中国足球发展各阶段和不同岗位的资深足球人,黎兵对于中国足球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体悟。

曾先后效力于辽宁、广东宏远、四川全兴等队,获1994年甲A联赛金球奖。2000年年初入选国家队。2002年宣布退役。2003年担任浙江绿城队助理教练。2007年出任成都谢菲联(微博)主教练并率队冲超成功。2011年9月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二队主教练。

“说实话,这么多年,包括我在国家队也做了好几年助理教练,足协在很多方面不专业。由于不专业、不懂足球,导致很多事情事与愿违。”

甲A明星赛的举行,在全国球迷中刮起了一股怀旧风,这几天,不少球迷在越秀山体育场、燕子岗体育场以及参赛球队下榻的酒店忙着找当年的偶像们签名、合影。“这是因为当年的球迷们对我们有比较好的印象,认可我们。”黎兵说。

“怀念我们,还因为中国足球最近十年确实下降得很快,现在的球员没几个有特点,大家觉得还是我们当时那拨球员好。但怀念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怀旧。”黎兵认为,甲A明星赛这样的比赛,意义并不在比赛本身,而在场外。“通过这样的比赛,重新唤醒球迷对足球的关注,对青少年足球的重视,希望能起到一个推广的作用,让更多的人重新关注并参与到足球运动中。否则,仅仅是怀旧,比赛也失去了意义。”

过去的10年是中国足球最黑暗的10年。假球、赌球、黑哨、官哨肆虐,国字号球队年年溃败,中国足协高层官员参与操纵比赛等,令中国足球一度走进了死胡同。这样的局面自然让足球人士黎兵感到痛心。“这10年确实是中国足球最不堪回首的10年,我身边的一些同事、队友,有的离开了足球,有的转行做了生意,很多人甚至都不愿意提及自己是中国足球人,似乎将中国足球这四个字与自己联系起来是一件很耻辱的事,没有尊严。想想我们甲A时代,不管是在广东宏远还是四川全兴,我们出去吃饭,经常有球迷抢着替我们买单,并说‘黎兵,好样的’。打车时有的司机死活都不肯收钱。这些不是钱的事,而是尊严。那时候真的感觉很自豪,觉得踢球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。而最近10年,大家一提起中国足球,都是负面的东西,我们足球人的头都不敢抬。”

近两三年,中国足球的氛围明显有了好转。在整治了假赌黑后,中国足球洗尽铅华,球迷们重新回到了看台。“其实中国足球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国足球梦,我也是。这两年,一些曾经离开的朋友又回来了,比如彭伟国,他通过做生意,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后顾之忧,但心里还是惦记着中国足球,最终还是回来了。”

黎兵认为,中国足球之所以出现乱象,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足球一直是外行领导内行。“说实话,这么多年,包括我在国家队也做了好几年助理教练,足协在很多方面不专业。他们很想做好事,但由于不专业、不懂足球,导致很多事情事与愿违。再加上中国足球这种行政体制,想要专业办事很难,包括我们请的外教,他们按照足球的发展规律来做,但我们团队里面又有很多行政体制内的人在,影响了发展。再比如俱乐部,很多俱乐部的老板愿意出钱,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不是足球,可能有一些要打个问号。”不过,黎兵认为,10年乱象也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然过程,“德国足球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黑暗10年,假球、赌球、黑幕交易都很多的,这可能也是职业联赛发展的一个经历。”

“在宏远那两年,所有的快乐都是围绕着足球为中心,训练、比赛、球迷的热爱与支持,这种快乐是其他无法代替的。”

黎兵来自足球欠发达地区的贵州,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,后转到球星云集的辽宁队。1994年首届甲A联赛,黎兵以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球员奖。1995年,黎兵以64万元的身价转会至广东宏远,全国轰动。

回忆起当年转会宏远的情况,黎兵说道:“1994年年底,国家队在北京集训,陈亦明(微博)指导飞到北京找我的马儿(马明宇,下文同),陈指导在北京待了两三天,一直和我们交流。一来我是贵州人,辽宁离老家太远,能到广东踢球,离家会近很多,而且辽足当时也在走下坡路。二来当时广东的足球氛围非常好。所以,我就决定南下。”黎兵当时64万元的转会身价轰动全国,是成为中国足球第一个转会标王。“64万在当时是天价,可以说,我也是中国足球转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。”

到广东后,低调行事的黎兵很快就融入球队,成为全队战术的核心。黎兵认为,广东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。“踢球,你只要有能力,大家都会接受你。马儿和我的到来正好弥补了广东宏远队的欠缺。我打中锋,宏远正好缺中锋,马儿在中场的个人能力,正好与球队的其他队员如谢育新等配合得特别好,所以球队很快就接受我们。”

黎兵至今深深怀念在宏远的那两年时光。“那个时候整天以足球为中心,是一种单纯的快乐。因为职业足球刚开始,广东宏远整个球队的氛围、成绩,包括球迷都很给力。那两年,所有的快乐都是围绕着足球为中心,训练、比赛、球迷的热爱与支持,这种快乐是其他无法代替的,像现在出去玩一玩、吃一吃、喝一喝什么的都比不了的。”

回首在广东宏远的两年,黎兵说,正是这两年,让自己成熟了。“我从12岁开始踢球,在贵州是打基础,在辽宁是我提升的重要阶段,在广东宏远是我真正开始职业足球的前期阶段。成为一个职业球员后,我对自己是否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心中没底。在宏远的两年,让我感到自己有这样的适应能力。在辽宁时,身边有很多老队员带着我,帮助我提高,我并不是辽宁队的核心球员。但转会到广东后不一样,我到了这里是作为核心在带动球队的比赛,这个时候对一个球员的心理、能力上来讲更是一个检验,是对个人价值的检验,我承受住了这些,并且在这两年里能力不断提高。”

“现在的球员有钱了,但更多的是在跟物体、机器打交道,我觉得真正的快乐是跟人打交道。”

经过近20年的发展,中国足球如今已成为一个快速致富的行业。但黎兵认为,现在的球员,钱多了,快乐却少了。

黎兵强调,职业足球不仅在场上要将自己的个人能力展现出来,下场之后跟大家的相处也很重要,“因为足球讲的是一个团体,作为个人来讲,你在表现自己的能力的同时,要将自己融入这个团体。但现在的球员,下了场就很少跟队友交流。”

黎兵回忆起自己孩童时代踢球的经历。“那时候去外地比赛,都是坐火车,通常要坐两个晚上。很多时候,连硬座都没有,我们就把报纸铺在硬座的下面,人就睡在报纸上。吃的东西,都是自己家里带的饭菜。在那个时代,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。1985年我进了体工队,开始拿工资,一个月30多块钱,那个时候已经很开心了。在体工队,吃住都不要钱,一个月下来,我可以存下25元,就用了7块多钱。那年代物质也欠缺,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,这7块多钱主要就是用来买地方的土特产。在那个年代,我已经觉得自己的钱很多了。”

黎兵认为,相比当年,如今球员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,但快乐却大大减少了。“那个时候我们在体校8个人、10个人一间宿舍,从小就在一起,寝室里面有很多故事,我们现在都能想得起来,都是很美好的东西。现在每当我回到贵州都会和小时候的队友聚在一起,聊一些小时候的事。当了教练后,我发现现在的球员,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快乐。社会发展太快,诱惑太大,电脑、游戏基本上成为他们的业余生活,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。他们有钱了,但更多的是在跟物体、机器打交道,我觉得真正的快乐是跟人打交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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